在日前舉行的廣州市政協“知情問政”活動中，停車費漲價但并不治堵成了眾多委員關注的焦點，他們在廣州市交委攤位前接力窮追猛打、連番追問“現在價漲了但是堵沒治成該怎么辦？”交委的回復依然是萬能金句：“時間還短，治堵成效還沒顯現。”
但交委之前力主停車費漲價時可不是這么說的，今年3月全城熱議停車費該不該漲價時交委有關負責人說，據有關方面測算顯示，“實行差別化停車收費后，預計近期中心城區道路交通流量可降低10%左右，干道平均車速提高4%—5%。”“近期”云云，給人的感覺，似乎停車費漲價治堵可以立竿見影。
后面的故事大家都很清楚了：8月1日開始漲價，一個月以后《南方都市報》報道，廣州的擁堵程度不降反升，8月份晚高峰指數范圍從2.5至3.2變成了2.5至7.4。對此廣州物價局和交委的說法是：用一個月來考察政策的有效性太短，且8月份廣州多場暴雨以及暑假出行人員增多，都會導致擁堵“變量”存在。
兩個月又怎么樣呢？前天《信息時報》以《停車費漲了兩月，9月比8月堵》為題作了報道。對此廣州市交委又有了新的說法：這主要是由于國慶、中秋等重大節假日期間市民出行活動的增加、突發事件等因素，給城市道路交通造成較大壓力。不知道10月份是什么情況，到時候交委又會有什么說辭？
其實在中國城市越大就越堵，這可以說是一個必然現象。原因除了我們經常說的城市規劃不合理、交通設施落后、交通組織管理水平不高等等之外，更根本的原因就是———在我們國家，資源都是跟著權力跑，權力越集中的地方，資源就越集中；資源越集中的地方，人流就越集中；人流越集中，想不堵車都不行！
如果這個論斷可以成立，那么至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堵車跟停車費的價格之間沒有什么直接的關系。我注意到這兩天廣州交通電臺的《財經郎眼》里郎咸平教授跟另一位教授在爭論這個問題，后者似乎是一位“價格杠桿學說”的忠實粉絲，說廣州現在的停車費漲得還不夠，應該再漲。對這位學者的觀點，我完全同意郎教授的說法：胡說八道！
堵車并不關涉停車費價格，結果你企圖通過提高停車費來治堵，這不是典型的南轅北轍、開錯了藥么？是，按照交委的說法，一個月太短，兩個月也太短，那么你究竟打算探索到什么時候呢？公眾又憑什么要為你這種無休止的探索失誤買單呢？尤其是，公眾憑什么要做你的小白鼠？
這就涉及到另一個值得重視的問題：公共政策的績效應該如何評估？經過評估以后被證明不合理的公共政策應當何去何從？現在政府越來越重視各種績效評估了，我認為公共政策的績效評估也應當進行，而且因為其牽涉面廣、跟公眾利益更相關，更應該立即進行，比如廣州的停車費漲價治堵就是最新的典型。如何進行呢？第三方評估是一種較為普遍的辦法，但我還是認為應由人大來主持開展———試想這事要是發生在香港，主事者都不知道被問責多少回了！
總之這個政策到了非檢討不可的時候了，否則我們就難言公信、難言服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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