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啟錢 

　　疫情沖擊尚未過去，“拼經濟”已成為社會運行的主基調。按以往的經驗，民企和民營企業家，又將迎來被各地方政府給予各種優待或厚待的高光時刻。

　　企業和企業家是社會財富的創造者，給予他們優待或厚待，無可厚非。尤其是發揮著所謂“五六七八九”重大作用的民企，在當下困難時刻，被地方政府給予一些特別的政策優待，有利于全社會堅定發展的信心。不過，在地方財政吃緊的今天，要拿出真金白銀來扶持民營企業，一些地方政府可能心有余而力不足，民企也會覺得杯水車薪，于事無補。

　　其實，撇開特殊時期的非常之舉，對于真正的企業和著眼未來的企業家而言，特別優待都不如平等善待。

　　優待的本質是區別對待，表面說辭是，“四兩撥千斤，不撒胡椒面”，操作手法是，將市場主體分為三六九等，并對少數企業給予特別照顧。也就是說，優待是一種特惠行為。

　　本來，在一個好的市場生態下，對于有限資源的配置，遵循的是先來后到的原則、等價交換原則、價高者得的原則。這樣做的結果是，通過充分競爭，獎勤罰懶，優勝劣汰，資源得到最優配置，市場因而繁榮興旺，人們也能夠互惠互利。這就是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這樣的機制，既是有效率的，也是公平的，更是溫情的。

　　而優待或厚待的結果，則往往會損害公平，也損失效率。一方面，受優待的少數企業或少數企業家，一時間挺感激，可一旦其他地方推出更優惠的政策，免不了心猿意馬，感恩與感激之情也抑制不了資本的逐利沖動。另一方面，資源硬約束條件下，厚此必薄彼，能獲得優待的，永遠是少數，而大量未獲得優扶的企業，感受到的是不平等的市場環境、營商政策。在這種情況下，能者也許會默念“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而作“潤”態，不能“潤”者，有些則可能會通過尋租、坑蒙拐騙等違法行為，來獲得活下去的本錢。

　　因此，正常市場環境和社會狀態下，除了為國家作出特殊貢獻的英雄，除了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等特殊群體，除了關系國計民生的極個別企業，沒有人應該被特別優待。因為，對某人或某些企業的優待，就是對其他人和其他企業的不公。

　　換言之，每一名遵紀守法的公民、每一家遵紀守法的企業，都應該公平地得到國家和政府的對待，沒有例外，沒有區別。這就叫善待。

　　善待，是一種平等對待。平等，是市場經濟的天然屬性，哪里有市場經濟，哪里就必然需要平等原則。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每一個公民或市場主體，都是一個社會經濟細胞，只有被平等對待，才能各盡所能、各得其所，形成整個經濟的和諧穩定發展。對于公民來說，無論年齡、膚色、性別、種族、信仰、職業、家庭、貧富和強弱，在人格上、機會上和權利上完全平等，既不允許“強者通吃”，也不總是“弱者有理”。對于企業，則不分所有制性質，不管規模大小，無論與政府關系如何，都受平等對待，都憑自己的本事去市場中分一杯羹，沒有企業會被劃入另冊。如果不是這樣，放任政治經濟強權欺行霸市，必然違背公平競爭、優勝劣汰的市場規則，破壞社會經濟秩序，破壞社會生產力的發展。

　　善待，更是一種無“原罪”的對待，企業感受到的是發自內心的尊重，是時時處處被當作真正“自己人”的體貼。在正常社會，任何個體無需自證清白，因為他或她已經被法律和社會心理先天性地賦予了“正常”這款所有人共有的屬性。如果讓人天天自證沒病，無論服務的口號喊得多響，優待也會被認為是施舍或賞賜，激發不出人們內心那種生而為人的高貴和自豪，所謂創造力也就無從談起。

　　人很少會因被優待而真正心生感念，但一定會因被善待而歸心。因為，優待往往基于利益計算，善待則源于無功利的尊重。越是經濟發展的關鍵時刻，越要注意防止“一企一策”等應急行為對整體營商環境的損害，努力創造一個所有市場主體能被善待的發展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