繆金星 

　　又是一年春種季，耘田耕播正當時。現如今，無論是倡導“節糧光盤”，還是強調“中國人的飯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里”，在我看來，無不遵循著人勤春早的古訓，于這片希望的田野，播種下一代又一代人的希望。

　　縱觀詩家，在眾多贊美勞動、體恤農家的詩歌作品中，最為出彩的，無疑是李紳的兩首《憫農》詩了。

　　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四海無閑田，農夫猶餓死。

　　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

　　這兩首詩遣詞指意獨到，通俗簡樸，朗朗上口，既揭露殘酷的剝削制度，種地人勞而不得其食，又具體形象地描繪了烈日下勞作的辛勤，勸導人們珍惜糧食，珍惜勞動成果，表達了對底層勞苦大眾真摯的同情之心。

　　生活于唐朝中晚期的李紳，曾官居宰相之位，封趙國公，死后還被追贈太尉，謚號“文肅”。或許連他自己都沒想到，真正讓他名垂后世的，不是生前顯赫的權勢，而是他的這兩首《憫農》詩，被后人爭相傳誦，成為婦孺皆知的經典之作。

　　有人說，“功名之士，必不能為泉石淡泊之音；輕浮之子，必不能為敦厚大雅之響”。什么樣的人寫出什么樣的文章，所謂“言為心聲，文如其人”，指文章格調與作者人品一致。自古文壇就有從文簽品、以品辨人的說法。文字承載著思想，思想反映在人格品位上。文章極處無奇巧，人品極處只本然。質樸本色，不粉飾矯情，才稱得上好文章。故屈原有憂國懷民的赤誠，才有千古《離騷》；陶淵明有“不為五斗米折腰”的骨氣，才有種菊南山的后世聲名；李太白有“天子呼來不上船”的傲氣，才被譽為一代“詩仙”。至于曹孟德“橫槊賦詩”的霸氣、李易安“綠肥紅瘦”的才氣、岳武穆“怒發沖冠”的豪氣，無一不是他們真實感情的表露，因而成就了一篇篇、一首首千古絕唱。

　　按說，詩人李紳既有如此深切的“憫農”之心，更應該行其“憫農”之實。遺憾的是，這位“憫農”詩人，步入仕途飛黃騰達后，喪失了詩歌里的初心，直至蛻變成一個冷漠不仁、結黨朋比、生活奢靡、濫施淫威的貪官酷吏。有書上說，他隨著官職高升，生活上“漸次豪奢”，漠視百姓疾苦，每餐耗費動輒千貫。宋人筆記還提到李紳好吃雞舌，每天殺雞三百余只，做成一盤美味雞舌，其余雞雜棄之后院，堆積如山。

　　詩人劉禹錫曾參加過李紳邀請的一次家宴，寫下一首《贈李司空妓》，記錄下李紳“司空見慣”的窮奢極欲。“高髻云鬟宮樣妝，春風一曲杜韋娘。司空見慣渾閑事，斷盡蘇州刺史腸。”高髻云鬟，歌姬美色。佳肴美酒，春風一曲。你李司空養尊處優，過著奢侈糜爛的生活早已覺得平常，可我劉禹錫肝腸寸斷，怎忍心目睹這樣的場面。

　　最終，李紳從一個“憫農”少年，活成了一副他自己曾經討厭的模樣。大概，隨著生存狀況的改變，尤其是當個人的地位發生轉換時，人的丑陋本性也隨之暴露，而當內心的修養和環境的約束失去起碼的制衡，昔日的《憫農》詩，成了打向他臉龐的一記響亮耳光。

　　以文鑒品，以品論人。一直以來，我都認同這樣的觀點，但真要把文章和人品直接掛鉤，以詩歌的優劣來評判一個人的品性，或又是另外一個結論。事實上，有文品而無人品的人比比皆是，以我所知的那些歷史上的壞人，不乏精于詩史書畫者，也多有愛菊種竹、賞蓮贊梅的，但他們做起壞事來，哪里還有君子的模樣？蔡京寫得一手好字；秦檜科舉出身博學多才，現在通行的“宋體”，據說就出自秦檜之手；和珅不但長得帥，還通曉滿、漢、蒙、藏多種語言……最終，這些人卻落下一世罵名。

　　“心畫心聲總失真，文章寧復見為人”，這是宋金時期元好問的一句詩，說是筆下文章的文雅，不能證明作者為人的脫俗，作品的格調趣味不一定代表作者的人格品行，再次強調，以文察人難免失真。或有人斷章取義，把過去的李紳和后來的李紳混為一談，錯把他當作好人了，好在歷史的評判是公正的，青史留名抑或遺臭萬年，真正的根源還在于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