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寧

　　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作出“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開創合作共贏新局面”的戰略部署，強調“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維護多邊貿易體制，拓展國際循環，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與世界各國共享機遇、共同發展”。以高水平對外開放推動改革和發展，是我國現代化建設的寶貴經驗。新征程上，應當通過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完善高水平對外開放體制機制，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提供有力支撐。

　　1.開放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鮮明標識

　　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是我國進入新發展階段后，立足新形勢作出的重大戰略部署，其核心內涵是通過更大范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的制度性變革，實現與全球經濟的高水平互聯互通，更好推動中國式現代化建設。

　　高水平對外開放增強中國式現代化發展動力。一方面，高水平對外開放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關鍵動力要素。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需要持續高質量的要素投入，而高水平對外開放是獲取這些要素的重要渠道。通過吸引高質量外商投資，我國不僅獲取了現代化發展的資金和技術，還借助其溢出效應加速了現代化產業體系的構建。通過以制度型開放為核心的更高水平開放，我國將能更好地吸引創新人才、數據要素等高端生產要素流入。另一方面，高水平對外開放有助于激活中國式現代化的動力機制。對外開放不僅能夠引入外部資源，而且能夠通過引入競爭規則推動國內深層次改革，推動建立更加成熟有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提供機制保障。高水平對外開放允許更多外資進入不同行業，讓國內企業在與國際同行的競爭中學習和創新，全面增強核心競爭力。

　　高水平對外開放拓展中國式現代化發展空間。一方面，對外開放為我國現代化建設拓展了廣闊的合作空間。中國式現代化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高水平對外開放通過與世界各國開展互利共贏合作，有效打破“零和博弈”思維，有利于贏得國際社會的理解和信任。通過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等新型開放理念，我國現代化建設的合作空間不斷拓展。另一方面，對外開放為我國現代化發展提供了巨大的市場空間。在改革開放初期，國內市場還未發展成熟，我國依托要素成本優勢和全球市場外部需求，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收獲了開放紅利。在當前我國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的背景下，通過深耕傳統市場和開拓新興市場，可以持續為中國產品“走出去”構建風險更分散、潛力更巨大的全球市場網絡。

　　高水平對外開放優化中國式現代化發展環境。對外開放不僅是資源和市場的交換，更是一種系統性、制度性的環境優化工程。一是塑造國際化一流營商環境。高水平對外開放要求對接國際高標準規則，有利于更好塑造與國際接軌的營商環境，大幅降低市場運行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增強國內外投資者的長期信心。二是強化產業發展安全環境。高水平對外開放意味著更深度地融入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體系，與更多國家和地區建立多元化的貿易投資聯系，減少對單一國家或地區的依賴，有效防范“斷供”風險，提升產業鏈韌性和安全水平。三是優化外部輿論與戰略環境。在主動開放市場、分享發展機遇、參與全球治理等開放舉措推動下，中國向世界展示了其發展的包容性和互利性，并與各國形成更加緊密的共同利益網絡，為中國式現代化贏得更多戰略機遇和回旋空間。

　　2.我國高水平對外開放呈現新特征

　　“當今世界正在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世界發展局勢提出的重要論斷，為我們正確認識和科學把握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面臨的國際環境提供了科學指引。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的形勢下，我國高水平對外開放呈現新變化、新特征，這對高水平對外開放體制機制改革提出新要求。

　　從商品和要素流動型開放向制度型開放轉變。傳統的商品和要素流動型開放，本質上是削減關稅和非關稅壁壘的“邊境上”開放；制度型開放則是通過國內外規則、標準的銜接適配，實現更深層次的“邊境后”開放。2018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首次明確提出“推動由商品和要素流動型開放向規則等制度型開放轉變”，此后黨的多次重要會議均對制度型開放進行部署。在制度型開放目標下，傳統圍繞商品和要素流動型開放構建形成的開放體制也必須進行改革。

　　從被動接受和參與規則向積極構建和引領規則轉變。當前，全球治理體系和經貿規則加速重構，傳統主導全球治理的美歐國家領導能力下降，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貿易組織等國際經濟組織改革受挫，新興經濟體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和地位顯著提升，中國在全球治理中發揮的作用愈加重要。我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推動完善金磚機制，發起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新型多邊金融機構，充分利用二十國集團、亞太經濟合作組織等多邊機制參與全球治理。應該說，我國已從國際規則的被動接受者轉變為積極構建者乃至引領者，與此相適應，我國的對外開放體制機制也應根據全球角色變化進行改革調整。

　　從面向發達國家為主向多元均衡的全球布局轉變。國際政治經濟格局的深刻變化，驅動我國對外開放布局進行戰略性調整。近年來，個別發達國家搞“小院高墻”“脫鉤斷鏈”，對我國展開全方位戰略打壓。同時，東盟、中東、拉美、非洲等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借助龐大的人口紅利和快速的城市化進程，市場潛力逐漸釋放。在此背景下，我國對外開放布局在鞏固深耕傳統發達國家市場的同時，大力拓展新興市場，努力形成發達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市場相互支撐、風險分散的多元平衡布局。這也為我國開放合作機制的改革指明了方向。

　　從協議對等開放向對等開放與單邊開放并進轉變。協議對等開放以“對等互惠”為原則，是基于談判和博弈的開放，強調國家間利益的對等交換。單邊自主開放是主動放寬市場準入而不要求其他國家做出對等舉措，是基于長遠發展考慮的戰略性開放。在單邊主義、貿易保護主義不斷抬頭的當下，我國通過擴大自主開放可以更好地掌控開放的領域、程度和節奏，增強中國市場的吸引力和黏性。同時，對最不發達國家的單邊開放可以幫助其更好融入國際市場，彰顯我國負責任大國的形象。從協議對等開放到有序擴大自主開放和單邊開放，我國的對外開放體制機制也要作出相應調整和適配。

　　3.完善高水平對外開放體制機制

　　中國式現代化宏偉藍圖的實現，必須依托于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而對外開放的水平與質量，根本上取決于其背后的體制機制。因此，構建并完善高水平對外開放體制機制，不僅是應對全球變局的戰略抉擇，也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關鍵引擎。

　　推動構建更有效參與全球治理的體制機制。推動現有多邊機制改革。努力維護世界貿易組織在多邊機制中的作用，爭取在爭端解決機制、競爭政策、服務業開放等領域形成共識。推動世界銀行等國際金融機構的份額和投票權改革，使其更公平反映世界經濟格局。創新性打造新型多邊平臺。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不斷提升其在基礎設施建設、投融資、債務可持續性等方面的規則制定能力；用好金磚國家機制、上海合作組織等，增強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集體談判力量。推進各類雙邊和區域經貿協定談判，推動已有自貿協定升級，構建面向全球的高標準自由貿易區網絡。

　　穩步對接國際高標準規則以推動制度型開放。以我國正在申請加入的《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和《數字經濟伙伴關系協定》為重點，在數據跨境流動、競爭中立、知識產權、環境保護、政府采購等領域開展規則對接。數據跨境流動領域，推動實施更加完善的數據分級分類管理制度；競爭中立領域，重點對接國有企業和指定壟斷相關規則；知識產權領域，重點對接未注冊馳名商標和未披露實驗數據保護規則；環境保護領域，逐步完善環境決策公眾參與機制和環境爭端解決機制；政府采購領域，重點推動采購程序和采購管理規則對接。發揮自由貿易試驗區、服務業擴大開放綜合試點等對外開放試點功能，對國際高標準規則進行先行先試和壓力測試，條件成熟后逐步復制推廣到全國。

　　深化支撐貿易強國建設的外貿體制改革。持續提升貨物貿易便利化水平。深化進出口貨物監管模式改革，進一步優化通關流程，加快推進智慧口岸和跨境貿易一站式綜合服務平臺建設。完善數字貿易發展體制機制。加快建立數據產權、數據交易、數據傳輸等基礎制度和標準規范，建立高效便利安全的數據跨境流動機制；加快數字貿易認證體系建設，推動數字證書、電子簽名等國際互認。創新服務貿易發展體制機制。優化跨境服務貿易負面清單，全面深化服務貿易創新發展試點，推進建設服務貿易國際合作示范區。推進內外貿一體化改革。推動內外貿法律法規和監管體制協調銜接，推動國內國際標準轉化和質量認證結果互認。

　　深化外商投資和對外投資管理體制改革。一方面，進一步擴大對外商投資的市場準入，在全面取消制造業領域外資準入限制基礎上，穩步有序推動電信、教育、醫療等服務業領域擴大開放；加大對外資企業境內再投資的支持力度，鼓勵跨國公司投資設立投資性公司，便利外國投資者在華實施并購投資；切實保障外資企業在要素獲取、資質許可、政府采購等方面的國民待遇，增強外商投資中國的信心。另一方面，建立統一協調的對外投資管理和服務體系，為“走出去”企業提供法律咨詢、市場調研、技術支持、風險評估等全方位服務；鼓勵企業通過設立海外研發中心、生產基地等形式，深度參與全球價值鏈重構。

　　構建有利于優化區域開放布局的體制機制。以推動形成陸海內外聯動、東西雙向互濟的開放格局為目標，構建與之匹配的政策體系和制度框架。完善促進要素自由流動的體制機制，進一步打破地區封鎖和市場分割，促進商品和要素在更大范圍內高效流動，同時，促進開放產業協同發展，鼓勵發展“飛地經濟”，共建產業合作園區，探索完善稅收分享、統計分成等機制。創新高能級開放平臺管理體制，支持自由貿易試驗區、經濟技術開發區、綜合保稅區等平臺開展體制機制創新。健全基礎設施聯通機制，充分發揮中歐班列等物流通道的聯通作用，大力發展多式聯運，完善“陸�？站W”四位一體的現代立體聯通網絡。強化國家戰略聯動效應，推動區域發展戰略與對外開放舉措精準對接。

　�。ㄗ髡呦瞪綎|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山東社會科學院國際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