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望百年 親城之戀 小寧波說：“生在上海，長在上海，但阿拉是個寧波人。” 老寧波說：“還是最愛吃阿拉寧波產的咸菜，透骨鮮！” 小寧波說：“大橋通了，一天能跑好幾趟，可以經常去買爺爺愛吃的寧波海鮮了。” 老寧波說：“阿拉是走不動了，希望孩子能常回家鄉看看。” 上海與寧波，地緣相近，血緣相親。對寧波市民來說，上海灘有一種親和力和神秘感；而上海市民對寧波又有一種原鄉故土的懷戀情結以及文化上的認同。 如今，“世界第一跨”突破了杭州灣的阻隔，兩座 “阿拉”城市比以往任何一個時期都親近，兩座“親城”之間的親情也將愈加彰顯。 “阿拉”寧波闖蕩上海灘 滬甬間的淵源始于清初。上海大學社會學教授李瑊研究發現，寧波人移民上海可劃分為三個階段：從清初到上海開埠；從上海開埠到1911年；從1911年到1937年抗戰爆發，尤其是后兩階段，移民最多。 與其他移民不同，當年的寧波人奔赴“上海灘”時，少了一份惶恐和悲涼，多了一份希冀和想像，因為上海代表著財富和未來，他們是為尋找發展機遇而來到上海的。 唐宋以來，寧波一直是長三角乃至整個長江流域對外貿易最重要的外貿碼頭，鴉片戰爭之后，與上海同時開埠的寧波，地位一下淪落了。 當時的寧波港碼頭在甬江上，僅能航行千噸級帆船，但外國輪船動輒數千噸，到了19世紀末期還出現了萬噸輪。 輪船進不了甬江，卻能進黃浦江，加之黃浦江碼頭距離長三角的核心地區杭嘉湖和蘇錫常都很近，上海灘取代了寧波港。 寧波港上千年來形成的商人群體為了生計，講著“阿拉”遷移到了上海。于是，寧波人開始在百里之外有了“親戚”。 轉型“現代”寧波人立下頭功 據李瑊教授的研究，到20世紀二三十年代，寧波人在上海達到鼎盛，在滬寧波人有40余萬，從商者達5萬多人，他們滲透到上海經濟的各個領域，出現了近代歷史上聲名赫赫的“寧波幫”。 在上海這個大舞臺，寧波人創造中國近代經濟史上許許多多引以自豪的第一，上海的第一家銀行、第一家證券交易所、第一家印刷廠、燈泡廠、染織廠、化學制品廠……都為寧波人創辦。 直到20世紀中葉起，寧波商幫才撤離上海，轉戰香港打出一片新天地。 可以這么說，在上海由傳統向現代轉型的過程中，每個重大的節點幾乎都刻印著寧波人的名字。而上海也慢慢成為寧波人的第二故鄉，成為心理距離最近的“鄰居”，幾乎每一個寧波家庭都能在這里找到親戚。 再度搶灘大上海“親上加親” 到了計劃經濟年代，許多寧波人努力通過考學、婚嫁和工作調配，來到上海，他們當中，在科技、教育、文化乃至政界，有成就的不在少數。 改革開放后，寧波人再次涌入上海，他們把上海看作是必爭之地。根據上海寧波經促會和寧波駐上海辦事處的初步統計，目前寧波人在上海創辦的企業至少有2萬家。上海非公經濟中，寧波人差不多占了1/3。 “精明”的寧波人知道，在中國，上海的商業戰略地位沒有任何一座城市可以媲美，它是寧波通往世界的“橋頭堡”。他們中不少人開始定居下來，成為新上海移民。 據統計，目前在上海，寧波籍人士及后代至少有200多萬人，此外還有10多萬新上海寧波人，每逢春節、清明、端午、中秋等傳統佳節，就踏上回鄉之路。 近鄰將讓“親城”旅游商機無限 從兩座“親城”頻繁走動的親戚中，兩地的旅游業聞到了“商機”，特別是面對杭州灣跨海大橋即將通車的特大利好。 “通車拉近兩地的距離，山清水秀、人文薈萃的寧波將成為上海人出游的首選目的地。”說這話的陳民憲是個地道的上海人，但現在身份則是寧波旅游局副局長。 今年3月，陳民憲早早率團到了上海。他說，寧波擁有真山真水真自然，古城古鎮古文化，這都是上海這個大都市所稀缺的，但以往受制于交通。如今寧波被納入“兩小時旅游圈”， “上海市民對于原鄉故土的懷戀情結以及文化上的認同感，都讓我們有了充分發揮運作能力的空間。” 一位長期從事旅游研究的學者表示贊同。他解釋說，當7天長假開始讓位于清明等人情味濃厚的傳統假日后，將會引發另一種人文旅游的效應，人們開始越來越鐘情于慢游，特別是到周邊走親訪友。 對于寧波來說，與上海 “親城”的先天優勢，加上大橋促成的“近鄰”效應，發展旅游業可謂得天獨厚。 “阿拉” 上海開埠之初，廣東移民數居首位，可沒多久，就被寧波人所取代。滬語中，不少方言都來自寧波，最典型的就是“阿拉”。 在寧波話里，阿拉指代“我們”或“我的”或“我們的”。 根據語言學家考證，直到20世紀30年代，上海的第一人稱還不是“阿拉”。在上海街頭說“阿拉”的還是地道的寧波移民，上海本地居民的第一人稱代詞是“伲”和“我伲”。 方言的變化是個漸變的過程，10年后，“阿拉”已慢慢成為上海方言的第一人稱代詞了。 解放后，隨著移民浪潮的結束，近代意義上的上海話漸漸定型。“阿拉是上海人！”“阿拉”已完全取代了“我伲”成為上海人的象征。不過，在上海郊縣“我伲”仍然是本地人的自稱，只不過在那些有著優越感的市區人眼中，“我伲”已經成了“鄉下人”的代名詞。 □本版撰稿 鄭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