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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耿銀平
雇用童工已經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只要勞動監管部門和企業主依然只注重利潤最大化，只要他們的利益共同體不破除，單靠童工及其家庭的獨立維權，童工問題就難以徹底解決。
至少有1000名孩子被騙到山西黑窯廠做苦工，最小只有8歲，最大13歲。400多位父親在網上聯名發求救信，40余名落難孩子被解救，但當地警方只允許解救當事人的孩子。當地勞動監察部門還涉嫌倒賣童工，一名勞動監察隊員甚至把被解救童工補發的300元裝進自己腰包。(《新華網》6月13日)
雇用童工已經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只要勞動監管部門和企業主依然只注重利潤最大化，只要他們的利益共同體不破除，單靠童工及其家庭的獨立維權，童工問題就難以徹底解決。
《禁止使用童工規定》2002年頒布實施以后，企業每使用一名童工將按照每月5000元罰款的標準處罰，并吊銷相關證件，有的地方還處以1萬元罰款，可是，看看大多數童工肆虐的地方，類似山西的非法雇用、行政瀆職和監管不力，又受到多少真正的懲罰呢？不但未受到處罰，勞動監管部門、派出所還和老板相互勾結，被解救的少年“又被當地勞動監察部門倒賣到另一個黑窯廠”，并且勞動監察隊員“還把被解救時補發的300元工錢裝進了自己的腰包”……法治精神成為“寫在紙上的條文”，童工淪落為“童奴”，兒童權益保護法規形同虛設。
由此想到了香港英皇娛樂集團的“梁樂瑤事件”。只有十三歲的中英混血兒梁樂瑤，是英皇集團希望隆重推出的“秘密武器”。然而由于受到香港《雇用兒童規例指南》的限制，英皇為其每接一個工作，都要填十幾份表格，等候香港特別行政區勞工處審批；而勞工處也不是每項工作都批準，出現不少的障礙。為避免不經意間觸犯法律，英皇集團不得不暫時忍耐，將梁樂瑤的“發展大計”推遲至十五歲以后。
同樣面對“童工”，是香港人特別堅守法律底線，寧可犧牲眼前經濟利潤嗎？也許。但我以為更重要的原因，在于香港勞動監察部門有較真的態度，“每接一個工作，都要填十幾份表格，等候香港特別行政區勞工處的審批，而勞工處也不是每項工作都批準”。正是如此嚴格執行法律程序，不徇私情，使經營者絕無膽量拿所謂“經濟成本”來和法制威嚴博弈。反觀我們，誰為童工進廠審批過？恐怕連“過問”都談不上！不要說是梁樂瑤這樣“幸運”的童星，就是那些童年浸在血淚中的黑窯童工，從經營者到監管者也敢于“一路綠燈，大膽放行”！
如果勞動監察部門能夠多一些香港勞工處對待“梁樂瑤事件”的認真嚴謹，少一些玩忽職守，多一些法治意識，少一些荒唐交易，這樣的“童工事件”還會在現代文明社會上演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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