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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得起奧運，放得下開幕
B：你在很多國家做過開幕式，從東京到圣達菲。這些國家操作開幕式和中國有什么不同？
C：國外請藝術家，藝術家是主體。他們的官員很少和藝術家開會，同時對藝術家的幫助也少。但是咱們的官員有一些方向和想法，他們就是國家的策劃人，但同時他們對藝術家的幫助力度也大。
B：你以前是一位“非主流”的藝術家，現在參與奧運，你是怎么想的？
C：我在體制內也是腳踩兩只船。主流不是人們想象中的保守、封閉。
鳥巢、水立方、首都機場、國家大劇院都是他們選的。當他們之前去選擇建筑方案時，滿場都是建筑模型，各國建筑師都在拼命推薦自己的創意，比如從中國的風箏、屋檐、塔吸收靈感。但是他們不要這樣的，要更深的哲學，要在世界上留下最新的刺激。他們更大膽，不是想象中的那么保守。
我們習慣把自己的領導當成很保守，習慣把自己的保守推給領導。整個文化界，當我們做不成一件事時，就說是因為領導、體制。但是我們不就是在開拓文化嗎？開拓應該有勇氣。所以我說領導扛得太多了，什么事情都要為你們扛，我們為什么不能為領導扛一些呢？
B：你現在和三年前比，好像變了不少，會接受更多的東西。
C：當然了，我老了，更中庸了。
B：你還擔任了北京火炬傳遞的火炬手。
C：火炬拿在手上，沒點著前沒什么。一點著火，哇啊，那個熱，你這樣端著它，它就是一個生命，一燒，火炬咔啊真的在動，真的不一樣。
世間萬物最有感應的是人的身體本身。在開幕式上，觀眾很興奮。第一是因為人的身體，都是人在做動作。第二是因為火，火一出來，觀眾就高興。火炬手一跑出來，點上圣火。顯然那圣火其實就是一團大火，但是大家激動，感到奧運開幕了。
B：開幕式已經奠定了一個高度，今后如何超越？
C：不知道，不要把事情看得太怎么樣，要拿得起，放得下。
B：《紐約客》的藝術評論家PeterSchjeldahl 在文章里提到，你童年的愿望就是在天安門廣場放一場沒人看的焰火。現在這個愿望在奧運會上實現了吧？
C：那人是《紐約客》里最厲害的評論家，見人就罵的。他就是帶著批判我的目的來采訪我的。他問我怎么喜歡上焰火的，童年是怎么回事。我就順著他的話說。在某種意義上說，我對他很有吸引力，是真實的一個人。
B：經過奧運會這樣大項目的設計后，是不是頭腦要過濾下，才能從事新項目？
C：不用，因為做奧運的同時，也有另外一些渴望。奧運這樣的活動對藝術家來說，永遠像在一個城市“做革命”，“搞運動”，成千上萬的人，一直在為了一個共同目標喊口號、組織、游行，都在這里面鬧。但是，你也希望有一張安靜的床，在床上享受、睡覺、做夢。在大多數的時候，藝術家的工作就是個人主義的，自己和自己的繪畫發生關系，自己和自己的藝術品在對話。
我喜歡爆炸的儒雅、適度的變化
B：你怎么走上“爆炸”之路呢？
C：爆炸對我來說，其實到近年才體會到，爆炸破壞的對象是我自己，這意味著我生長的環境是比較保守的，家庭是中規中矩的，我個人是比較膽小的，不是那種可以破壞一個舊世界、建立新世界的那樣的雄心壯志、野心勃勃的人，膽子比較小，畫起畫來放不開。我畫畫還不如我老婆膽子大，用筆用色比較保守。所以，找一種材料，既可以破壞我自己，又可以破壞我生長的環境，發泄。
我想事情比較理性，固有的模式。讓自己控制不住，把握不住它，使自己感到措手不及。
B：爆炸對你是一種誘惑？
C：不，是一種緊張。它有很多偶然性，不可控制的東西。
B：你愛的是焰火還是爆炸？
C：我對放焰火沒那么大興趣，我更喜歡爆炸。我喜歡爆炸前的儒雅、適度的變化，沉默到一開始那種不可控制的就去了，這種感覺很棒，我很喜歡。火藥大多是很沉默的。一堆火藥在那，就像土一樣，很沉默。
B：你害怕爆炸的靈感會枯竭嗎？
C：我最大的值得贊揚的優點就是挺能折騰。做了幾十年藝術還不疲勞。但是你問我怕嗎？我也擔心，有一天我可能再也不想干這活了，因為這種工作挺折騰、也挺累的，那就說明我沒有什么新玩意讓自己很興奮，不知道玩什么好玩了。那是正常的。那時，我可以回泉州畫風景。
也許我今后做的作品很無聊了，但是自己還以為很有趣。也許我不應該用未來時、過去時，也許我現在就這樣。只是不知道而已，不知道是一種享受。
B：你的很多裝置、行為藝術其實很精彩，不亞于焰火。
C：我做了很多計劃，都挺有趣的，但是人們容易忘掉。比如，2004 年我策劃把金門碉堡改造成美術館，5 萬人的小島，有80 多萬人來看。這種事情其實是很有趣的，但沒有那么多人有興趣談這個事情。如果我從金門到廈門之間打出一個彩虹，可能人們永遠在說這個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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