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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波改革開放30年，變化之大，可用“翻天覆地”四字來形容。就從我親身經歷的點點滴滴，也可說明30年寧波的巨變。
第一件，1980年10月，我隨饒斌和賈慶林赴香港考察。考察期間，我首次采訪了包玉剛先生，他對國內工作，主要是合資的聯合船舶公司提了不少建議。采訪末了，他說：“現在國內是百廢待興啊。你看看，國內老百姓過的什么日子！”話中流露出這位寧波老鄉對國內貧困的擔憂和無奈。
此話使我心中一驚，因為窮慣了，大家都過同樣苦日子，反而麻木得“心安理得”。包先生的一聲“棒喝”，言下之意是國家要改革，讓內地老百姓過上和香港同胞一樣的日子。我心中思忖，那得到什么時候啊。我這樣的新華社記者，那次出差到香港的零用錢只有30元，兌換為港幣只有27元。在同事的“贊助”下，我買了一臺“奢侈”的單放機，還帶回各種塑料袋送給親戚。聽起來很可笑，但在那時候，香港印制的精美塑料包裝袋就是稀罕之物！
現在的寧波，物資極大豐富，除了當地出的土特產，高檔名牌服裝，家用電器等應有盡有，和香港一樣。每逢做客送禮，由于品種繁多，眼花繚亂，反倒不知挑選什么了。看看小青年們的穿著吧，時髦流行的程度，也和歐美、港臺的年輕人差不多。
第二件，1985年末，寧波經濟開發協調小組成立，聘任了盧緒章和包玉剛為顧問。1986年8-9月間，協調小組開會期間，盧緒章約我到他的辦公室，交給我一份材料，希望新華社通過內參反映寧波市計劃單列的迫切性。
這份由寧波市政府當時上報的材料，給我的印象是：寧波的經濟基礎實在太差，1985年市級預算除去正常性開支后，地方機動財力僅有2595萬元。當時寧波市的地方財政收入為9.12億元。大連的地方財政收入比寧波市高的多！
去年，寧波市的財政收入為723億元，大連同期財政收入為268億元，寧波為大連的兩倍多，真是飛速的變化啊。
第三件，1986年11月，我應包玉剛先生之邀，參加寧波大學開學儀式。那時，寧波大學校園大多是一片荒地，野草足足有半人高。什么時候才能建成這所大學呢？不由得令人疑竇叢生。隨后，我隨大隊人馬來到莊市，參加了中興中學開學儀式。那里也是一片農田，看不出一點學校的跡象。
現在寧波大學和中興中學都全然改觀，嶄新的樓房和宿舍，先進的教學設備使人刮目相看。我父親和叔父幼時就讀于葉氏義莊(中興中學前身)，從當時圖片看，不過是一所普通的、沒有現代氣息的鄉村學校，哪能與今日的規模相比？去年，我參加了中興中學建校100周年活動時，到校舍里走了一番，在葉澄衷的雕像周圍盤桓良久，遙想當年父輩的就學環境，不由得感慨萬千！
每次到寧波，天一廣場是不能不去的，因為這是寧波的“客廳”。記得原來這里是一些簡陋破舊的老瓦房，幾家合用一個廚房，擁擠不堪。現在，這里商店林立，薈萃了世界各地的精品，五光十色的燈彩與音樂噴泉構成了迷人的景色。晚上站立在三江口，不由得發出聲聲贊嘆，又一個新的不夜城！
2008年夏天，杭州灣跨海大橋建成通車，由上海同鄉聯誼會會長莊曉天帶隊，我隨上海的一批企業家來到寧波。莊曉天是杭州灣跨海大橋最初的構思者，也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目擊者和參與者。我們暢談寧波的新變化，都有一個共同的體會：“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
需要強調的是：寧波巨變，離不開一系列國家級動作。從1984年4月，寧波列為全國14個對外開放的沿海城市之一以及1985年末，國務院寧波經濟開發協調小組成立，到1987年2月，國務院批準寧波實行計劃單列，大大提升了寧波的戰略地位。寧波30年風雨兼程，從素面朝天到魅力四射，這其中，凝聚著北京寧波籍人士的心血！海南航空公司董事長陳峰在演講中談到：“如果不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如果不是改革開放，那么，我們這些企業家什么也不是！”可以思考一下：如果不是改革開放，如果不是上面提到的國家級動作，寧波今天會是什么呢？ (莊凱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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